保基层运转：过日子要“紧”，闯路子要“活”
■ 观察家·关注“六保”系列评论
划出底线，给予基层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，就可能出现一些解决现实困难的好点子，甚至形成一些可复制的亮点。
受疫情影响，我国各地财政收入均明显下滑，叠加减税降费政策，无疑加大了基层运转的困难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六保”中明确把“保基层运转”作为重要任务之一。从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“支持基层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”，到“保基层运转”，表明中央的重视程度也在明显提升。
基层政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，其运转状况直接涉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。一方面，基层不仅是地方社会管理和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，也是包括精准扶贫在内的国家战略部署的终端实施者。另一方面，基层正常运转也直接涉及“保民生”“保就业”等。比如，基层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医生、教师、公务员等工资支出。因此，基层是保民生、保就业、保市场主体等不可或缺的主体。
为此，基层既要得到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，也要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、通过相关体制机制的变革，赋予基层更大的自主权。
在此特殊时期，在进一步压减基层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、缓解保运转支出压力的同时，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比如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，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加大倾斜力度。同时，发行地方抗疫特别国债，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。而着眼于疫后建设，以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为重点，包括重构公共卫生体系、加大社会建设投资，可由此使各地尽快形成既事关长期又拉动短期增长的有效投资，尽快拓宽短期地方政府的收入渠道。
短期内基层运转困难有特殊原因，而某些长期性的体制因素也无疑加重了其困难程度。因此，更重要的是把压力转化成为变革动力，加快相关领域改革，理顺各方关系，由此增强基层可持续运转体制保障。
第一，抓住时机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。基层运转困难，核心表现在财政收入的下降。加大中央的支持十分重要，同时还要进一步理顺财税体制。
比如，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制度。继续调整转移支付结构，着力减少专项转移支付比重，形成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占主体的结构；减少对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要求。这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改善地方财政状况。
再比如，特殊时期加快立法进程，尽快启动消费税改革。把消费税改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收，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价外税，并把消费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收，从而使地方财政和地方社会管理、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直接挂钩。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，我国消费税税基相当厚实，将此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，可以为基层运转提供重要保障。
第二，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采取多种办法自我解困。我国不同地区基层面临困难，具体和直接的原因各不相同，应赋予其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，允许在不同领域的大胆试、自主试。
比如，鼓励地方积极探索产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，因地制宜地扩大开放。也可以鼓励地方充分利用国际市场，既为抗疫融资，又形成新的制度创新案例。今年2月，四川发行四期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专项债券，实现全国首批境外机构以“债券通”等方式参与境内地方债一级市场投资，突破了以往的限制，有效支持了四川地区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。
应当说，各地在改革创新上的空间很大，需求也很大。只要划出底线，并给予更大的改革开放自主权，基层就有可能想出一些解决现实困难的好点子，甚至形成一些可复制的亮点。
第三，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政策调整自主权。对于社会管理、公共服务、经济建设等领域，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，把一些调控政策下放到地方，支持地方根据实际情况，调整相关政策，不需要全国统一行动。同时，根据中央要求，下大力度破除形式主义，实质性减轻基层负担，为基层创造一个更加宽松的工作环境。
□匡贤明[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] 【编辑:张一凡】